從首席到獨奏：當樂團的年輕藝術家站上 C位

對話人：

(資料圖)

董俊杰：指揮家，天津交響樂團團長

王紀宴：音樂評論家，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音樂學者

8月13日下午，天津交響樂團在團長董俊杰的指揮下，攜手大提琴首席張洪鯤，在天津音樂廳演出了“周日音樂下午茶·天之驕子——人才培養計劃系列音樂會”的第二場。

天津交響樂團“周日音樂下午茶”這一系列演出品牌，用多樣的演出形態區別于傳統的晚間演出，以更加松弛自然的姿態走近觀眾；同時又在演出曲目和獨奏人選等方面采取一種國內樂團不多見的操作——讓常年多以樂團一員身份擔任合奏的年輕藝術家C位亮相。作為獨奏家的“明星待遇”為他們帶來榮譽和注目，同時也給他們帶來非常的壓力，使他們獲得鍛煉與提升。這是在年輕藝術家身上的用心，也是國內樂團提升藝術水準的一種嘗試。

以享用下午茶的心情聽一場音樂會

北青藝評：天津交響樂團推出“音樂下午茶”的創意緣起為何？

董俊杰：“音樂下午茶”系列音樂會最早是我在天津歌舞劇院任職期間發起的，在我擔任天津交響樂團團長后得到進一步發展。我們的初衷是將“音樂下午茶”作為有影響的普及性演出，合理下調演出票價，以低票價、常態化的惠民演出模式向天津聽眾普及高雅藝術。

北青藝評：“音樂下午茶”的演出都安排在星期日下午3點，這是怎么考慮的？演出內容和樂團日常在晚上進行演出有什么區別化設計？

董俊杰：一般大家都慣于期待在傍晚走進音樂廳或歌劇院，聽晚7點半，或者像在廣東或國外有些城市那樣晚8點開始的音樂會。我們的考慮是，為熱愛音樂、需要音樂的聽眾朋友提供一種更具有日常感的系列演出。相對于晚間的更符合傳統的“正式”演出，星期日的下午3點，休閑的下午茶時間，以一種享用下午茶的心情聽一場音樂會，更像將藝術自然地融入日常生活中。

所以演出內容也會形式多樣，既有交響樂、室內樂、民族管弦樂，也有聲樂、講座等多種演出形式，曲目主要選取大家耳熟能詳、喜聞樂見的中外經典曲目；交響音樂會并未過分追求“輕松”，而是序曲、協奏曲和交響曲的曲目結構。

樂團成員也可以享受“明星待遇”

北青藝評：在“音樂下午茶”這個品牌下，還設置了一個以“天之驕子”命名的人才培養計劃。

董俊杰：“天之驕子”這個響亮的表述，我們取“天驕”的雙關含義，指天津交響樂團有才華的音樂才俊?！疤熘溩印瞬排囵B計劃”系列音樂會的形式不拘一格，可以是獨奏、重奏，也可以是與樂團演奏協奏曲。為青年人才搭建了一個展示平臺，讓他們在演出實踐中錘煉技藝，增加舞臺經驗，提高藝術水準。

北青藝評：交響樂團普遍的做法是，在音樂季或巡演中邀請知名演奏家擔任獨奏，合作演出協奏曲，而“天之驕子——人才培養計劃”已經演出的兩場音樂會，擔任獨奏的是樂團首席雷聲、青年鋼琴家張樂和大提琴聲部首席張洪鯤。這樣的安排是否對觀眾的欣賞習慣構成考驗和測試？會擔心讓年輕藝術家“擔綱”，影響上座率和表演呈現水準嗎？

董俊杰：邀請知名演奏家擔任獨奏也是我們的常規做法，只要有機會，天津交響樂團非常樂于與國內外優秀的演奏家合作，而且從合作中受益。古典音樂聽眾雖然不像通俗音樂的聽眾那樣熱衷于追星，但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是，像安妮-索菲·穆特、馬友友、卡普松兄弟這樣的樂壇名家，對于觀眾還是有強大吸引力的。很多樂團或指揮的介紹，都會包括與著名音樂家合作的內容，作為自身藝術水準的印證。

但另一方面，如果過度依賴名家，演出就會極大地受限。世界各地的樂團都希望與演奏名家合作，所以他們的日程總是排得很滿。如果我們想聽到穆特演奏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或馬友友演奏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協奏曲，可能若干年都沒有機會。而音樂作為精神食糧，既要有“大餐”的節日感，更重要的還有常態性——對于聽眾欣賞音樂來說是這樣，對于樂團的演出也是這樣。

王紀宴：這讓我想到不久前再次來我國演出的鋼琴家波格萊里奇關于聽音樂“頻次”的說法，有意思也非常有道理。他強調，對于音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聆聽；而對于聆聽來說，需要盡可能多地擁有高質量的藝術感受。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某一天突擊性地連續聽了5個小時音樂，然后就置于腦后了，下次聽音樂可能是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之后的事——這樣聽，對音樂的印象和記憶是不容易形成有效積累的，包括對作品的了解、良好藝術品位的形成，都會受到影響。

首席變獨奏不算“跨行當”但也有本質區別

北青藝評：并不常獨奏的樂團成員，即便是優秀的首席，擔任獨奏是否也可以理解為一種“跨行當”？可能站上C位并不是他們工作的常態，在偶然的“明星待遇”之后，他們又會回到樂團中間。如果從“人才培養”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安排對他們的藝術水準是怎樣發生幫助和提升的？

董俊杰：樂團首席或首席之外的音樂家擔任獨奏是否可以理解為“跨行當”，這確實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可以作不同解釋的問題。從他們的專業角度說，并不跨行當。因為我們的樂團首席雷聲，作為一位小提琴家，坐在樂團首席的席位上是在拉小提琴，站在樂團前作為獨奏還是小提琴家。但樂團演奏家平時的演奏都是作為集體中的一員，就算有獨奏，甚至相當長的獨奏——比如在理查·施特勞斯的交響詩《英雄生涯》中，從頭到尾有首席的大量獨奏；在8月13日“音樂下午茶”演奏的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協奏曲和第八交響曲中，樂團首席也有獨奏——但和作為獨奏家還是有本質性的區別。作為獨奏家，大部分時候，作品獨奏聲部都是音樂表現的重心所在，也是聽眾關注的核心，需要更復雜的技巧和表現力，還有獨奏家所需的魅力風采。

雖然站上C位不是他們的工作常態，是你所說的偶然的“明星待遇”，但這個待遇對于樂團演奏家來說非常重要。這不僅是對他們藝術水平的檢驗，也是展現他們藝術抱負的良好機會，還是對演奏人才的激勵和發掘。這些從學生時代起就花大量時間掌握自己樂器的演奏家，在獨奏、重奏和協奏曲中，會認識到他們自己此前可能未必意識到的潛力。作為獨奏家的經歷會使他作為樂團演奏家的水準和意識有所提升。

王紀宴：像柏林愛樂和維也納愛樂等著名樂團，總是給予團員機會擔任獨奏，不僅在音樂會上，還有唱片錄音。比如從卡拉揚到阿巴多時代的柏林愛樂，樂團首席施瓦爾貝作為獨奏的維瓦爾第《四季》，木管和圓號首席作為獨奏的莫扎特、理查·施特拉斯等作曲家的協奏曲，都顯示出很高水平。

樂團演奏家作為獨奏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音樂會，還真的就是在天津。2018年11月，我在天津大劇院聽了維也納愛樂樂團由弗朗茨·韋爾澤-莫斯特指揮的兩場音樂會，第二晚的勃拉姆斯A小調小提琴與大提琴雙協奏曲，擔任獨奏的是維也納愛樂樂團首席弗爾克哈特·施托伊德和大提琴聲部的彼得·索莫達利。兩位演奏家配合默契，精湛技巧和美妙音樂同在，而且，他們在音色上也與維也納愛樂的溫暖甜美有水乳交融的一體感。施托伊德并沒有像有些擔任獨奏的樂團首席那樣下半場不再參演，而是在這場音樂會的下半場又坐回他的首席之位。我一直清晰地記得身材頎長的施托伊德先生從舞臺上場口走向他的座位時臉上有幾分不好意思的笑容，透出的心理活動是：瞧，我這會兒又不是獨奏了……

“音樂下午茶”該不該“真有茶”

北青藝評：有的樂團的類似音樂下午茶的演出活動，真的為聽眾提供茶，而天津交響樂團并沒有這么做。

王紀宴：盡管邊吃邊喝邊欣賞演出的做法古今中外都有，現在表演相聲評書的小劇場，可以喝茶，可以嗑瓜子，甚至還會鼓勵觀眾多買小零食，這樣劇場的收入也會增加；電影觀眾吃爆米花喝東西更是天經地義。但古典音樂發展到海頓、莫扎特和貝多芬的時代，甚至在更早的巴赫的時代，已經不適宜邊吃喝邊聽了，其藝術性、復雜性需要聽眾全神貫注。所以，海頓的那首“驚愕”交響曲才會有那么一個故事：第二樂章那個讓聽眾“驚愕”，搞不好會被嚇一跳的強奏和弦，是用音樂的方式把習慣在平緩的慢樂章打個盹的聽眾叫醒——別睡啦，快聽音樂！

董俊杰：我們也在計劃將“音樂下午茶”和提供茶的“真有茶”結合起來，但不會采取在音樂廳里邊聽音樂邊飲茶的方式，而是考慮稍延長中場休息時段或者是演出前，來滿足觀眾小飲小食、社交放松的需求和享受。我們還構想將飲茶與講座結合起來，比如我們在演奏維瓦爾第的《四季》前，邀請像王紀宴老師這樣的音樂學者來為聽眾講一講這部有趣的作品，還可以了解一下據說是作曲家親自寫下的和每個樂章對應的十四行詩。像《冬》的第二樂章那段特別優美的有名的旋律，如果有這樣的一行詩作為提示，“屋外雨雪下不停，屋內爐火暖融融”，會不會帶來一些新的體驗？

北青藝評：天津觀眾交響樂欣賞的傳統和習慣如何？天津是有豐富文化和旅游資源的城市，很多人來天津的期望也會包含戲曲、曲藝。而這些年來也有人來天津是為了戲劇、芭蕾、歌劇、交響樂等方面的演出。

王紀宴：我其實就是您說的這個人群中的典型一員。近十年來我來天津相當頻繁，都是為交響樂、歌劇和芭蕾而來。2018年11月那次維也納愛樂的中國巡演并沒有在北京的演出，所以，為了聽到“維也納之聲”，我必須來到天津。同樣的情況還有那之前意大利米蘭斯卡拉歌劇院芭蕾舞團在天津大劇院演出《吉賽爾》，也是只在天津演出。

雖然天津與北京之間只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乘高鐵半小時就到了另一座城市，風土人情已經呈現出很不同的特色，包括欣賞交響樂。我的感覺是，天津聽眾在音樂會上的心態更放松些。比如樂章間鼓掌的問題。在北京的一些音樂會上，如果有一些人在交響樂的樂章之間鼓掌，有可能周圍會響起一陣噓聲來制止鼓掌者不合時宜的行為。但在天津好像很少聽到，天津聽眾更包容，那意思是：想鼓掌你就鼓吧，有嘛呢？這種寬容放松的氣氛，對于聽眾中的初入門者是更友好的。

董俊杰：天津作為文化之城的形象應該是多面的，不管對于旅游者還是生活在這里的人，都不該只是一些標簽化的“亮點”或“定位”能夠代表的。希望天津交響樂團的演出，包括“周日音樂下午茶”，作為一個有溫度的藝術品牌，能為城市增添光彩和內涵。

文/本報記者于靜

供圖/天津交響樂團